在中国人这边，救助日本灾民则是单纯想要回报日本在海原大地震时对中国人的帮助。而且红军也确实在海原大地震中，积累了丰富的救灾经验，红海军登陆以后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日本政府抢修通讯线路，这在当时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凸出的。

    普通日本民众本来对中日之间的关系，就只有一种遥远的想象，直到关东大地震期间见到一船船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救援队伍以后，他们脑海里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对中国人形象的实体。

    整个救灾期间，有超过三万名中国红军和红海军的革命官兵，赶到日本参加救援。就算到了今天这个震灾早已完全结束的时间点，江河海也记得，应该还有将近一万人的中国红军战士尚驻留在日本本土，主要集中在横滨、神奈川和千叶三地参与震后的复兴工作。

    除了军队，中国派出的平民救援队人数也不少，整个震灾期间有超过四万五千人次的救援工作人员赶赴日本。震灾结束以后，这其中又有七千多人以震后复兴工作组的身份留在日本，参与到日本震后复兴的种种建设工作当中。

    这么多中国救援者里面，就涌现出了非常多值得进行宣传的典型和模范人物。

    有人在震灾初期，就冒着余震风险深入灾区，收容救治了许多失去父母的儿童；有的中国救援者则为震后东京防治霍乱流行的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还有的像梅兰芳这样在日本有很高影响力的文艺工作者，也都在第一时间赶往日本进行义演，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中日两国普通劳动者和民众间的感情……

    再之后，最令人难过而且棘手的是处理死者尸体的问题。

    市内每个区都设立了太平间，凡面目可辨的尸体，就先停在那里放两天待领。如若无人认领就送到火葬场集体火葬。但是满目疮痍的城市，已经连火葬燃料都没有，只好从乡下抢运来大量松木。

    灾害往往与瘟疫结伴而行，为此，东京都政府一度下令戒严，禁止外地人进入东京以防止瘟疫流行。此举招致了部分反对的声音，当时有传言称，日本政府将放弃东京和横滨。为澄清事实破除谣言带来的恐惧，多喜子天皇就利用当时从海军军舰上拆除下来的无线电设备，制作了东京的第一个广播电台，向民众发布了大量安抚人心的讲话，片山潜政府也宣布东京和横滨将在原址重建，具体计划也很快公之于众，这才稳住民心。

    北京、天津、大连、沈阳、平壤、元山、釜山、汉城、青岛、上海、广州、河内……从北到南，再从南到北，从亚洲再到欧洲，从东海之滨再到西伯利亚的冰川，第三国际的同志们又一次团结在一起，就和此前援助海原大地震灾区的情形别无二致，中国政府也迅速号召募捐，组织救助工作。

    江河海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当时微山湖号驱逐舰上的轮机班有四名日籍水兵，其中一人的父母和妹妹都身处震区生死未卜。消息传到军舰上以后，微山湖号上的其他中国官兵就集体向上级写请愿信，这才争取到了第一个奔赴日本救援的机会。

    关东大地震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创伤有多么的沉痛，那么在战后救灾中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国际主义友谊，在日本人民的心中就有多么重要。

    锦上添花永远比不上雪中送炭，关东大地震的确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可旋即而至的国际援助，也给了经历明治、大正时代以来的大起大落的日本普通人民以极大触动。

    他们好像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所谓“被国际社会接纳”的感觉。

    从黑船开国以来，日本人大多数都是将自己放在一个受西洋世界排挤、也受东洋世界抵触的位置上。这一串极东之地的列岛，以及生活在火山屿上饱受种种自然灾害清晰的人民，想要在二十世纪血腥又惨烈的世界民族之林中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似乎只有对外侵略。

    在林淮唐所知的另一个时空，关东大地震对日本近代史的走向而言也是一个关键节点，点只是它把日本倒向了另一条截然相反且永劫不复的道路——地震以后是比地震更加血腥的屠杀。

    《读卖新闻》发布“朝鲜人罪行”，无端指责朝鲜人冒犯神灵，导致灾难发生。甚至暗示，他们正在“谋划”趁火打劫。700名以上的中国同胞受到牵连，被日本军队、警察和民族排外主义者屠杀，朝鲜人则更加悲惨，有超过6000名在日朝鲜人先后被各色人等捕杀。一些外地的日本人由于口音接近朝鲜腔调，也遭到杀害。

    这一点，当时的日本可以说是非常不地道，用泯灭人性形容亦不为过。日本全民上下很快就被笼罩在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心理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军国主义、支持对外侵略扩张，整个民族的心理也日渐扭曲变态，终致日本走向毁灭的绝路。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事实，都有力地教育了日本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