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文统的那份报告？”林时爽没有太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他说日本社会党党内最近产生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我看问题不大，无非是日本同志希望我们多重视他们一些，大概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友援会向中国多要一些援助。”

    林时爽对国际援助的问题倒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从国际主义的友谊角度出发，咋日本遭遇震灾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当然要给予日本同志以充分援助，但这个援助力度也要在中国的力量范围之内，咱们要量力而行啊，起码不能打乱掉一五计划已经安排好的建设项目。”

    林淮唐对林时爽的这番表态有些感到失望，他觉得问题的症结根本不在援助方面，实际上日本在东京革命以后这几年来国民经济早已恢复，关东大地震是给日本经济造成很大伤害，可日本的基础国力和中国比总体而言是弱些，可并不算差，日本社会党的同志根本不会把援助看得那么重。

    “庄文统说他在日本发现我们的社会党同志有些自行其是，但我也有一个困惑之处。”林淮唐把庄文统给他写的几封信、发的几份电报，还有后来寄回国的这份报告——毋宁说是告状书，都从身后的文件柜里翻了出来。

    “时爽，你看看呢？中国和日本当下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平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还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庄文统说日本政府自行其是，不听从他的意见，可是友援会应该这样插手日本的内部政务吗？”

    林时爽很显然完全没料到林淮唐会从这角度来谈问题，他有些诧异：“我们打败了日本，日本又加入了东亚联盟，服从联盟的领导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吧！可能庄文统的态度不够和气，这一点确实是个问题，即便是国内的领导干部对待群众也应该做到像春风一样温暖、尊重人家，庄文统的态度、作风是有些问题，他可能在美国待得久了，习惯了和美国人打交道的那种很直接的方式。”

    林淮唐苦笑，他又拿起蒲扇给自个儿扇了扇风：“时爽！你也不明白吗？中国的内政曾经受过许多列强国家的横加干涉，我们自己忍受着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遭受侵犯的现实，现在怎么能以战胜者的姿态去对待别人吗？更何况旧日本确实是战败了，但新日本不是我们造就的，而是日本同志和日本人民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日本政府以后缔造出来的，中国同志又怎么能在他们面前摆出那种好像恩人一样的姿态呢？”

    林淮唐又翻出不少信件和电报出来，说：“其实近一两年来，这样的问题已经很多了啊！不止在日本，在朝鲜、在越南，甚至在苏俄和法国，一些出国负责搞国际援助的干部发回来的报告，很多都在有意无意间摆出了一种征服者或起码也是解放者的姿态。你看看，熊雄最近还给我弄了个报告，关于第三国际的，也不止咱们中国的干部这样，第三国际里有的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英国朋友……也都有类似的姿态。”

    国际主义放在二十世纪初的地球上，真还算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要让大家突然间放下国家、民族间的隔阂甚至是仇恨，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事情。

    林淮唐叹道：“其实我们的同志在越南、朝鲜表现都还好，可能在那些地方红军出力确实很大，对越南、朝鲜的独立也确实有功，所以两党两国间的相处就都比较融洽。可在日本，有的同志确确实实是带上了征服者乃至于是复仇者的心态。”

    林时爽皱着眉头：“怎么会呢？支援日本的同志同好多人都是志愿报名的，他们要是不把日本同志放在眼里，哪里会愿意主动跑去震区救灾啊！”

    林淮唐拍拍手：“我绝对相信大部分的同志去支援日本，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愿望。但你看看这么多的报告、信件，我们也要承认事实，在一部分人数不算太少的同志心目中，他们去援助日本和他们自视为日本的征服者这两点是不矛盾的。”

    庄文统送回北京的报告里面介绍了不少相关的内容，虽然庄文统主要是向中央强调日本政府不太尊重友援会的意见，可是很多方面也体现出了一部分国际援助干部到日本当“老子”的心态。

    像人民赤军本来就还在改组之中，且人民赤军属于军事问题，友援会是没有权限过问的，但庄文统在东京就曾经向北一辉和武藤纯子提过建议，说是日本应当要快点在人民赤军中建立普遍的政治委员制度；

    在货币改革和迁都问题上，友援会也过度发表意见，庄文统还在报告里询问中央要不要给日本政府提出一些比较明确的改革方案和指令来；

    在友援会的物资使用方面，庄文统也强调任何一笔物资的使用都必须先经过他的批准，而且日本同志在以后还要就这些物资的使用情况给友援会提供后续的报告……

    林淮唐摇摇头：“你知道武藤纯子经常写信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