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的监视下，一队又一队日军走出营地，把自己的武器放到指定的位置，然后走向另一片营区，由日本人自己修建的战俘营，当地日军最高指挥官向解放军的接管部队指挥员交出自己的佩刀，象征权力的交接，这是第一次华夏的军人，成为这片土地的领导者，在未来一段时间，解放军将承担起维持秩序、恢复社会生活、建立良好治安环境的任务，从他们放下枪的那一刻，不光是华夏，日本人民也获得了宝贵的和平。”

    徐丽英的镜头下，许世友从小矶国照的手中接过指挥刀，近20万大军向他的5万人马投降，这里头绝大多数都是1939之后招募的新兵，他们从来没有踏上过华夏的土地，自然没有多少血债，经过斟别，大量士兵首先被释放，根据路程的远近领到路费、口粮，按照我军的安排分批次上路，因为交通工具有限，一窝蜂地全放掉，必然造成很大的混乱。

    他们是幸运的，战争结束了，他们可以活着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新日解”正在各个解放区实行土改，把财阀、大地主、官僚手中的土地没收之后发给贫民，这项举措在历史上，是美军用卡宾枪强行推行下去的，“新日解”的土改措施充份吸收了我党的经验，抓大放小，一举赢得广大中下层农民的拥护。

    第10军的防区位于日本的中心地带，这里的民众可以说是全日本最顽固的一群人，他们畏于我军的钢铁装备，不得不屈服于我军的领导，在受降仪式结束之后，“新日解”的日本同志便开始了政权的组织工作，大量旧官员被逮捕，一大批旧政府时期的军警宪特等人员被镇压，甚至引发了骚乱，好在许世友等华夏指挥员都有过军管的经验，马上应日方要求出兵，以坚决有力的姿态平息了骚乱，也极大地震摄了那些蠢蠢欲动的顽固份子。

    “新日解”方面顺势要求解放军继续驻扎各地，帮助他们实行军管，直到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政权建设基本完成，这样的模式也被中央定义为“日本模式”。

    在北集团完成京都-大阪一线的中日本受降工作的同时，南集团的广大部队也接到他们的任务，接受北陆、东北一带日军的投降，那是一片比中日本更加广大的地区，他们不得不以师、团甚至是营、连为单位，迅速而坚定地向各地进军，如果说，第10军与京都部队的数量比是1比4，那么南集团的各个受降部队就普遍达到了10左右，但是如此悬殊的比例也挡不住一个基本的事实。

    我军是胜利之师。

    在军委的要求下，对日作战的所有部队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完成了这一壮举，他们一共需要接受超过300万日军的投降，接管超过40%的土地，战争结束之后，经过大致的点算，日本本土只剩下4500万左右的人口，大片国土化为焦土，如果不是这次意外的行动，最终能活下多少人？

    谁也不知道，但毫无疑问，整个日本被打断了脊梁，2000多万青壮年成为这场不义之战的牺牲品，这个比例远远超过了号称死不起的法国，可以说，近卫文麿和石原莞尔的行动拯救了日本，一点也不夸张。 2

    在东京，这座解放三个月的日本最大城市，日共东京市委书记尾崎秀实带领幸存的民众开始了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行动，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城市中的废渣被清理干净，一些工厂和私人企业在政府的组织下开工生产，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各个社区、街道建立起互助组，大量的生产任务下发到各个家庭，都是可以由妇女、老人和孩子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包装、糊纸盒、针织品等等，让所有人有个最低的收入，实在没有劳动力的，街道也会帮着分担，保证在共产党接管之后不饿死、冻死一个人。

    这些举措对于刚刚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幸存人群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共产党至少在努力地做实事，人心就是这样慢慢争取过来的，到了9月份，东京市区至少已经变得干净、整洁，如果不是那些楼房只剩下半边，与之前也没甚区别。

    日本的生活水平比华夏还是高得多，幸存下来的东京人，只要家里没被全部毁掉的，多少都有些底子，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不算什么，没有收音机的，也可以去听街头上的大喇叭，当天皇的声音从喇叭中发出来时，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聆听来自“神”的声音。

    投降诏书播完之后，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直到第一个人哭出声。

    尾崎秀实乘车经过街道的时候，东京市区到处都是痛哭的人群，他们或是失去了丈夫，或是失去了儿女，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他自己也不例外。

    “停车，我下去走走。”

    走在街上，他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杳无音讯的佐尔格，还有无数为了解放日本倒下的华、日两国的战士，不知不觉，尾崎秀实的眼中饱含热泪，就在这时，街边的一